2019年，我国首次全国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各类抑郁障碍中，女性患病率均高于男性，其中抑郁症男性患者约为35%，女性患者约占65%。

而另一方面，中国疾控中心今年10月发布的一项研究表示，在抑郁症状严重的患者中，男性的死亡率是女性的3倍。社会通常认为，女性更善于感受和表达，从生理上来说，受激素影响，女性在孕产期、更年期也更容易情绪波动。那么男性呢？

男性抑郁症患者几乎都伴随着“少说话多做事”、“男儿有泪不轻弹”的教导长大。面对汹涌的情绪时，他们的痛苦和求助都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存在。

压抑后的崩溃

45岁那年，韩风经历了人生重大的变故：父亲因病住院，家人为了不耽误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告诉他，等韩风赶到医院时，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韩风对父亲的感情很复杂。他的母亲是医生，父亲从体制内辞职去做生意。初中二年级以前，父亲慈爱，陪他一起做作业，从不打骂他。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韩风拥有受宠且安稳的生活。直到韩风初二，父亲为信任的朋友作担保，朋友消失后，债务落到了韩风一家头上。

稳定的生活就此被打断，每天都有人上门讨债，父亲为了躲债常常不在家里。“经常见不到爸爸，所以放学也无趣，只能在家做作业，但又要面对讨债者，家属院里的邻居也会有异样的眼神”。韩风回忆起过往，觉得自己“那时太孤独了”。

与父亲的关系也逐渐生出嫌隙，“我明明内心深处很爱自己的爸爸，但是我总觉得他给家庭带来了祸端，我知道他委屈，但我也委屈”。这些情绪都被韩风压在心里，父母忙于生计，他选择排解的方式是更努力地学习、离开家。

后来韩风如期考上大学，在外打拼，很少回家。他隔段时间给家里打个电话，“和爸爸说上两句话，就找我妈，一直没有和爸爸认真聊过天”。直到这次父亲突然去世。悲痛之余，韩风内心深处有驱之不去的愧疚，他总是忍不住想，自己本应对父亲更好。

然而，和初二的自己一样，他把愧疚和悲痛压了下来，用工作来麻痹自我。韩风在一家媒体当记者，人到中年，他想要再往上冲一冲。此外，他也想证明给父亲看。“我和爸爸直接的交流不多，但我知道他会偷偷和熟人说我很孝顺，也在外做成了很多事”，韩风觉得，如果自己做得更好，就能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主动申请加班、出差，经常通宵写稿。

但内心深处，不对劲的感觉始终存在。慢慢地，对于父亲的愧疚总会不经意地侵袭脑海，“以前出去出差会很开心，享受自己的工作，但后来就变得很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失眠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不借助安眠药很难睡着。

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年，2018年秋天，韩风已经无法出门，没有食欲。最严重的时候连拿水杯的力气也没有，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轻，生的念头反复闪现。虽然韩风此前对抑郁症已经有过了解，但此时，他什么都不想做。最后，是家人看出他的异样，坚持把他带去北京安定医院就医。经过一系列诊断，韩风此时已经是重度抑郁，需要住院。

《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其中抑郁症为3.4%，患抑郁症人数为9500万。根据2019年首次全国成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各类抑郁障碍中，女性患病率均高于男性，其中抑郁症男性患者约为35%，女性患者约占65%。然而，在2024年10月，中国疾控中心最新的研究表明，在抑郁症状严重的患者中，男性的死亡率是女性的3倍。

不易被诊断的男性抑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心理医学科医生吴志国曾在2014年8月参与过《中国抑郁障碍症状学调查》。吴志国说，与女性抑郁不同，男性抑郁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容易发脾气、焦躁不安，绝望感和挫败感会更多，非典型症状更多，比如吃得多、睡得多。但男性表现出抑郁核心症状的比例都比女性要低，比如情绪低落、愉快感缺失和兴趣动力的减退。这表明男性抑郁症可能相对难以识别。

吴志国曾遇到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男性患者，50岁出头，靠在城里打工把一双儿女送上大学。这位患者有段时间产生了一个妄想症状：自己的妻子在外面遭人迫害（实际上并无此事），但他自己说是“忍耐下来算了”。最初，患者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有抑郁情绪（比如情绪低落、缺乏愉快感），“你问他有没有因为这件事（老婆遭人“迫害”）不开心，他总是‘嗐’一声说算了，我们农村人又能怎么办，让你觉得他可能有些淡漠的表现，而淡漠是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表现。”吴志国解释，情绪低落与愉快感缺失和兴趣动力的减退这两条核心症状至少有一条符合才能被诊断为抑郁。因此，吴志国和同事曾就他是否抑郁有过激烈争论。于是吴志国换了一个问法，“我问他，你觉得过去这段时间过得苦吗，他的眼泪哗啦啦就下来了”。“你问他有没有情绪低落、开不开心他是不知道怎么去回答的”，他推测，临床中可能有些有抑郁症状的男性因为没有被恰到好处的问诊而被漏诊。

尹冬青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的医生，工作已有十余年。在他的经验里，很多男性面临情绪问题时都会像韩风一样，通过工作来疏解，到最后发现工作无法疏解后，再慢慢地出现躯体症状。

“很多患者的首站就诊并不在精神专科医院，也不在精神科或心理科，而在综合医院的消化科、心内科、睡眠科等科室。”他解释，这是因为，情绪问题常常先表现为躯体化症状，比如头痛、食欲不振、肌肉酸痛等。“大概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患者是从其他科室转过来的”，尹冬青表示，在这些患者里面，男性不在少数。

他曾接诊过一个四十多岁的男性患者，从二十多岁开始就常常心绞痛、难以呼吸，还伴随有头晕、浑身乏力等症状，去不同的医院检查显示心脏和身体其他部位都没问题。为了治病，他从老家东北来到北京，找了一份离医院很近的保安的工作，“多的一年曾去医院拍过30次片子”。折腾多年仍未查出病因，有医生提醒他可以去精神科看看，才“带着厚厚一沓化验单”辗转到尹冬青的门诊。

和患者深入聊天后，尹冬青了解到，20岁出头时，患者的父亲突然去世，“生活重担一下就落到他头上，从那之后他就很不舒服”。在综合对身体部位疾病的排除、患者的精神状态及持续时长等原因后，尹冬青判断他是抑郁焦虑，“吃了两个月的药，再没出现过心脏不适的症状。”尹冬青还是觉得惋惜者一直没有成家，因为身体的缘故，也没办法，这名患干重活赚钱，二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患者很少向人吐露自己的情绪，也不曾意识到身体不适可能与心理压力有关。

在吴志国和尹冬青的共同经验中，无论是抑郁症状非典型还是躯体化症状严重，都与男性患者相对不会表达情绪有关。2016年，悉尼大学心理学院的研究者曾用男性气质、抑郁、求助等术语搜索出1927篇文献，并对此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女性相比，男性向全科医生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寻求心理健康帮助的可能性只有女性的一半，这一发现在不同国家、种族和民族群体以及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一致的。

从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治疗师郑玫的经验来看，这一比例可能会更低。今年是她成为心理咨询师的第11年，在她这里做长程（一般是一年以上）心理咨询的成人来访中只有四五个是男性，相比之下，女性成人来访要“多得多”。接受采访前，她还专门去问了六七个同行，“有些同行几乎就没有接待过过成年的男性抑郁来访者”。

对情绪的压抑造成的最坏结果是选择放弃生命。尹冬青说，实际并非男性自杀率更高，而是男性自杀的成功率更高。“不会表露情绪导致他们既不会求助，也不容易被周围人察觉，等被发现时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2019年，一个偶然的契机，韩风成为了抑郁科普互助平台“渡过”在北京同城群的群主，网名为“国宝贝”。不断地有病人或家属来找他倾诉，而他也会经常主动地去分享。相比起生病前，韩风觉得自己最大的改变是学会了交流，“和人聊天时能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情绪绪。也能感受到对方的、解读自己的情真诚，少了很多自我的揣测，就能自然地把自己的情绪说出来，而不只是躲避和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