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不断升级的儿童肥胖公共卫生危机，在中国儿童青少年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肥胖的病例数却在增加。

“目前我们医院肥胖门诊每年接诊数千例患儿，其中体重超过200斤的极端肥胖青少年越来越多，他们往往同时患有高血压、高尿酸、糖尿病前期、脂肪肝等多种代谢异常，甚至伴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曹冰燕表示。

这一现象背后是一种全国性的流行趋势。曾在美国有二十年肥胖防控工作经验的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王友发教授指出：“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正处于快速上升通道，处于防控异常艰难的高位流行期。”

更令人警觉的是，中国农村儿童超重肥胖率正在以惊人速度赶超城市。“城市孩子胖，农村孩子瘦弱的刻板印象正在成为过去，2025年农村女孩超重肥胖率反超城市女孩，2027年农村男孩也将完成这一逆转。”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所长宋逸说。她的相关研究获得2024年度“中国肥胖研究十大成果”之一，其发现彻底打破了“肥胖是城市病”的传统认知，预示着营养转型的负效应正在我国基层集中释放。肥胖在中国，也开始与贫穷、落后联系在了一起。

这些肥胖的孩子所带来的，可能是一代更胖的国人。有研究显示，在3岁时肥胖的儿童中，在青春期仍有90%处于超重或肥胖，还有相当一部分持续到成年期。这就是肥胖的轨迹效应，所谓“一胖误终身”。

哪些因素造成了中国儿童肥胖率的“快速上升”与“城乡逆转”？

通过对3000多万中国儿童数据的荟萃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张建端联合王友发团队发现，含糖饮料摄入、母亲孕前超重和父母超重肥胖是三大关键风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睡眠不足”对肥胖的影响大于“缺乏锻炼”，折射出当前教育体系下学业压力对儿童健康的负面影响。

除进食速度快、体力活动不足和含糖饮料摄入等行为因素外，最值得警惕的是肥胖的“代际循环”。张建端表示，肥胖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这反映了家庭成员间共享的遗传背景以及环境与生活方式的相互交织作用。从生命早期（甚至孕前阶段）开始干预，将是打破肥胖“代际循环”（即肥胖父母→肥胖儿童→肥胖成人→下一代）的关键。

事实上，儿童肥胖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儿童期。宋逸团队2025年的预测研究显示，到2030年，中国7-18岁青少年中重度肥胖者将增长430%，肥胖合并高血压者将增加131.5%，超重/肥胖总病例净增3900万例。

“更令人担忧的是，儿童青少年肥胖问题叠加地域差异和社会经济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健康差距。如果缺乏有力干预，未来10-20年中国儿童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病负担将达到不可逆转的高峰，影响国家人力资本和社会发展。”宋逸说。

几位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儿童肥胖防控的主要瓶颈在于政策碎片化、执行力不足、缺乏结构性和环境层面的系统干预，且文化观念滞后。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尽管经济条件已有改善，但健康认知与干预资源的投入未能同步发展，“生活富起来，理念却滞后”，这使得儿童肥胖防控在这些地区难度更大。

中国儿童超重肥胖增速加快

当前中国儿童肥胖的整体趋势如何？与美国相比处于哪个阶段？

王友发：肥胖问题在中美两国都呈现出复杂性和顽固性，中国学龄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在2021年已攀升到约30%，相当于美国2000年左右的水平，处在“快速上升期”。根据我们团队编译的《2025年世界肥胖报告中文版》，该增速位居全球第12位。如果不采取有效防控措施，预计到2030年，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将从2019年的19%升至31.8%，学龄前儿童为15.6%。这意味着十年时间我们或进入类似美国的“高位流行期”，届时防控难度会显著增加。

对比中美儿童的肥胖流行问题，各有哪些特点？

王友发：美国的肥胖率存在显著人群和地域差异，非洲裔和西班牙裔居民和美国南部的发病率最高，亚裔发病率最低。相比来看，中国儿童肥胖问题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在流行病学分布上，农村地区超重肥胖率正快速赶超城市，形成“城乡逆转”新趋势，同时北方地区肥胖率显著高于南方，凸显地域差异；在社会转型影响方面，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的饮食结构西化与应试教育导致的运动时间不足，共同构成了“致肥环境”的双重压力；在健康风险特征上，肥胖及相关代谢异常呈现显著低龄化趋势，但基层医疗机构筛查诊断能力明显不足；在文化认知层面，传统“以胖为福”的养育观念与现代健康理念存在冲突，家长对科学干预的接受度亟待提升。

睡眠不足的影响

根据研究结论，睡眠不足对儿童肥胖的影响高于缺乏锻炼，这是否与学业压力有关？

张建端：我们2025年发表的研究整合了3000多万名中国儿童的相关数据，系统评估了多层级的高危因素。在我们的数据中，睡眠不足的归因风险为15%，明显高于体育活动不足的6.3%。这一结果与现行教育体制下课业压力过重和作息安排不合理密切相关。睡眠剥夺不仅影响休息，更会通过激素机制（如瘦素下降、饥饿素上升）干扰食欲控制与代谢节律，进而促使能量摄入增加、疲劳感增加、活动欲望下降。学业负担也直接挤占了课外身体活动的时间，强化了静态生活方式。此外，缺觉的儿童白天更易疲劳，更倾向于久坐少动，形成“缺觉→少动→肥胖”的恶性循环。

这两个重要因素指向的是同一个结构性根源——教育制度与应试压力下对学业成绩的过度聚焦。必须将教育体系改革纳入儿童健康政策框架和公共卫生议程，从时间分配和评价导向等方面进行深层次调整。

在分析得出的15个儿童肥胖成因中，哪些因素最超预期？

张建端：父母体重的影响程度可能超出很多人的想象。母亲的归因风险为24.3%，父亲为23.5%，显示肥胖具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其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不仅源于先天的遗传易感性，也反映了后天的家庭共享环境与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成年人口中超重与肥胖比例已达57%，这意味着多数儿童成长于一个整体代谢风险偏高的家庭环境中。因此，儿童肥胖治理不能仅仅聚焦于个体，更要从家庭出发开展代谢风险的整体干预，打破代谢风险的“家庭聚集”，阻断肥胖的代际传递。

校园是防控最佳切入点

儿童肥胖现状最令人担忧的是什么？

王友发：我最担心的是肥胖率持续快速上升，而且没有任何减缓迹象，且脆弱群体常被忽视。我国有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9%）和3580万流动儿童，他们的超重肥胖率虽暂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上升势头非常明显。更复杂的是，这些群体中可能同时存在肥胖与其他营养不良问题，比如微量营养素缺乏和生长迟缓等。一旦健康状况恶化，将加剧农村劳动力衰退，扩大城乡发展差距，并进一步造成健康不平等。

宋逸：目前最突出的现象有两个：第一是城乡逆转趋势明显。第二是重度肥胖比例显著增加。这种趋势的长期后果是严重的。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这些健康问题会与教育资源不足、医疗可及性差叠加，形成健康不平等的恶性循环。此外，肥胖低龄化趋势明显。意味着防控的难度和代价都会急剧增加。

张建端：最令人担忧的是社会整体对儿童肥胖风险的轻视与误判，学校普遍将学业成绩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挤占体育锻炼、睡眠等健康干预的空间。这意味着家庭和学校这两道关键防线都出现严重缺位和动力不足。

应对儿童肥胖，目前从哪方面着手更易执行且见效？

王友发：在中国，学校是防控儿童肥胖最可行、最高效、最容易被接受的阵地。首先，学校干预的可执行性强，可以依托现有教育管理体系快速部署；第二，家长对学校主导的健康干预接受度较高，阻力相对较小；第三，本土研究已证明学校干预能够显著改善学生的运动习惯和饮食行为。

张建端：的确，校园依然是最佳切入点。校园干预不能是单一措施，而应是一个“组合拳”。除了限制含糖饮品、提供营养餐和足够的体育课时，学校还需将健康教育、心理支持和睡眠管理纳入整体方案。

同时，家庭也是儿童肥胖防控重要阵地，需提升家长的健康意识，增进对肥胖的长期风险和多因素成因的理解，减少单一归因导致的道德压力，争取家庭对各项政策的理解和配合，形成合力。